救亡歌咏队与知识青年的革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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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高鲁在延安。

1937年10月26日，海星歌咏队队员在武汉合影。前排左四为冼星海，三排左一为高鲁。资料图片

1938年，武汉街头举行美术歌咏火炬游行大会。资料图片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国家面临空前危机，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分批撤离到内陆地区。在这危急时刻，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队成立，冼星海、贺绿汀率领救亡演剧队，一路宣传，一路播撒下无数革命的种子。演剧队抵达武汉后，冼星海亲自参与组建了大量歌咏队，吸引了一大批热爱歌唱、心怀理想的知识青年。一时间，武汉的大街小巷都响起了嘹亮的歌声。然而，这火热的歌咏活动没能持续太久，1938年10月底，武汉会战结束，武汉失守。一批左翼文化人只得转移到西南地区继续抗战宣传活动，另一批则直接北上或经西南辗转至延安及各根据地。

就在这革命的洪流中，为冼星海的战歌所激励着的，是这样一群知识青年，他们虽年轻，却经由歌咏运动逐渐坚定起抗战救国的决心。上海沦陷，武汉失守……他们抱着对家园的爱，离开自己的小家，走向太行、走向延安，从歌咏队员成长为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

用战歌播撒革命火种：冼星海与歌咏队

1937年底，冼星海来到武汉，随后“始创了汉口救亡歌咏运动的集会和组织举行了大规模的民众音乐大会、救亡歌曲音乐大会，创办了六十个歌咏团体”。关于冼星海组织歌咏队的经历，他的女儿冼妮娜回忆道：

我父亲沿途广泛组织歌咏队，有近百个歌咏队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其中“海星歌咏队”也是我父亲组建的。他亲自训练人员，教唱歌曲，教习乐理，指挥演唱，使这个歌咏队成为一个干部训练班。高鲁就是在这时参加了歌咏队。

歌咏队“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编制下成为一支抗日的中坚力量，他们参加过抗日宣传周、水上火炬大游行、为抗战募捐义演等活动”。这些歌咏队不仅促进了武汉群众歌咏运动的兴盛，还帮助培养了一批文艺干部。曾参加过海星歌咏队的高鲁在日记中写道：

星海同志还给我们介绍各歌咏组织活动情况。我们歌咏队，实际是干训班。我们这些青年，有的是武汉在校学生，有的是东北和平津流亡学生，也有失学的社会青年。晚上是集中练歌，这个地点也是打游击式的，有时是在二队住的精武体育会，有时在钱韵玲同志任教的市立第六小学，有时在樊正咸家。白天，我们就分散到各地进行救亡歌曲的教练工作。

歌咏队吸引了来自武汉、东北、平津等地的知识青年和社会青年。这些迫于战争而流亡的学生和失业的青年来到歌咏队，既学习音乐课程、开展歌咏活动，又分散从事救亡歌曲的教授、传播工作。在歌咏活动中，冼星海那双擅长音乐指挥的大手，就像一面指引青年奔赴革命的有力旗帜，在战火硝烟中仍随风强劲地舞动、飞扬。冼星海不仅是老师、音乐家，还是青年音乐干部的培养者。

冼星海在发现、培养地方青年音乐干部时，“宁肯接近一些没有什么高深音乐修养的救亡青年而不愿接近那些对于救亡歌咏存有成见，或对救亡工作表示淡漠态度的音乐专家们”。冼星海面向怀抱救亡热情的知识青年展开授课时，常常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解释音乐知识，强调音乐的群众属性，以及“为抗战服务”，而不是把音乐神秘化。他在“与群众生活的融和中，对他们灌输救亡的知识，讲解新音乐的知识，并从而发现其中的积极分子，格外地帮助他们，组织他们，巩固他们”。即便因为工作转移而与学生们分别，他也坚持与他们保持书信联系，持续地关爱、指导着他们。

和汉口的海星歌咏队相似，河南开封的青年也发出救国的吼声。在为抗战演剧队送行时，开封歌咏队青年“不停地高声唱着救亡的歌曲，直至火车去后为止。这种热烈的情绪感动到每一个车上的客人”。冼星海组织的一场场饱含激情的救亡歌咏演出，在爱国青年群体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响，而青年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革命热情，也在精神上给冼星海以强烈的振奋。就这样，冼星海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即时、迅速地紧密团结起一批知识青年，并做到因材施教，得益于此，这些青年大都成长为能够自主开展宣传工作的文艺干部。

十几岁的武汉青年高鲁，在海星歌咏队遇到恩师冼星海，并在他的推荐下前往太行，参加了革命。20来岁的广东青年阮章竞，在上海培训指挥的歌咏班上幸运地结识了冼星海，后来在冼星海的帮助下，前往太行投奔八路军。时年19岁的马可，在河南大学学校大礼堂看到了冼星海指挥的演出，又在冼星海的鼓励和支持下，考入延安鲁艺音乐系。他们激昂的歌声“随着队伍唱到前方，唱遍所有的敌后根据地，又唱到后方，直唱遍国民党统治区”。他们不仅高唱铿锵有力的歌曲，还开展丰富的文艺活动，召唤并激发着更多人参与到这伟大的抗战救亡事业中去。他们在战斗中创作，也在战斗中成长，一边播撒革命的火种，一边赓续革命的火焰。

高鲁：向光明、伟大的战场前进

高鲁原名王铿铎，1921年出生于武汉。他自小好学，但因家境贫寒失学。1937年秋天，高鲁加入冼星海组织的汉口海星歌咏队，他还参与了抗日宣传周、水上火炬大游行、为抗战募捐义演等活动。对高鲁而言，冼星海不仅是一位胸怀激情的人民音乐家，更是一位对进步青年和文艺战士极其耐心、负责的老师。

1938年武汉失守后，汇集在武汉的革命知识青年，不得不面临着人生道路的抉择。高鲁不禁回忆起一年前，著名记者范长江在时事报告中的那句“你没到延安，就没到真正的中国”，当时很多爱国青年就是因为这句话奔赴延安的。已离开武汉、抵达山西的高鲁，在日记中提到，自己之所以能够进入民大一分校（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正是基于冼星海的支持。当时从国统区奔赴根据地的爱国知识青年，都怀抱着非常强烈的抗战热情，正如和高鲁一样奔赴抗战前线，考取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刘汉生所记：

七月七日的那一夜，在我国文化古城北平的西南角，一座在历史上颇负盛名的卢沟桥上，发出了第一声敌人开始更进一步要灭亡我国的炮声，从每一个城市和乡村的角落里，都发着一阵忍怒的再也不能容忍的怒吼“抗战”！于是每一个有热血的青年，都开始向着一个光明的伟大的战场前进，准备和日本鬼子拼命奋斗！牺牲！为了祖国，为了我们民族的生存，我是不惜牺牲任何一切与敌人抗战到底！

在中国共产党由陕甘宁进入晋绥地区开拓革命空间、发展根据地的曲折过程中，牺盟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度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构成中国共产党在晋绥根据地坚持“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而青年高鲁、刘汉生加入的正是牺盟会“决死队”。高鲁以前在歌咏队中主要接触的是青年学生，而进入决死队之后，他接触到的社会力量来源变得更加复杂。“决死队一共有四个纵队：一半是由旧日的国民兵军官训练团改造的；一半是太原失陷后，重新号召的。前者的成分均为热情而富有民族意识的爱国青年，多系知识青年，后者则全系农民工人，即老粗出身，但均有民族的觉悟心。”决死队的经历是高鲁走向革命的前奏，之后他来到延安。

对青年高鲁来说，冼星海不仅是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人，还在延安给予他持续的鼓励与关怀。1938年底，高鲁从决死队辗转进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当时“在鲁艺的文化氛围中聚集了一批高鲁式的文学青年（或知识青年），这些热血青年多因抗日救国而走上革命道路，但他们大多胸怀民主主义的政治理想”。1939年9月，高鲁随吕骥等同志赴华北抗日前线，参与华北联合大学的工作。在高鲁前往华北联合大学之际，冼星海送给他一本《铁流》，并附上寄语：“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继续前进！”冼星海对青年的关照并未因时间推移或空间阻隔而消退，送别高鲁之后，冼星海还常常给他写信加以勉励。高鲁记得，行军途中，“中午接到冼星海、钱韵玲同志来信，十分高兴。他们要我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向群众学习，在实际工作中学习，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冼星海就这样持续不断又体贴入微地关心、护持着这些青年。

1940年初，高鲁进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战斗报社，既当过演员、记者，也做过编辑工作。他后来还参加了1942年由张闻天负责的晋西北农村调查活动，并在日记中记录了张闻天的重要讲话和大量调查工作笔记。这一段调研经历对高鲁的个人成长和志业选择影响很大，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工作者。

高鲁后来在山西、新疆、内蒙古从事文化、宣传工作，虽然没有如他早年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一名作家，但作为鲁艺培养出来的文艺战士，他终身保持着文化人的品格。值得一提的是，高鲁坚持秉笔直书、有闻必录，一生中记下了数百万字的日记、工作笔记。这日记如同一份沉甸甸的革命史资料，近年来也为诸多历史学研究者引用。

马可：用革命歌曲唤起更多的人

来到了南泥湾

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这首为大家所熟知的《南泥湾》（贺敬之作词），其曲作者就是马可，他还创作了热烈豪迈的《咱们工人有力量》。这些歌曲有的铿锵有力，有的婉转动听，但都包含着一种昂扬的斗志和不屈的韧性。回顾马可这位音乐家的革命道路，也是从组织歌咏队、开展音乐救亡活动开始的。

马可，1918年出生于徐州。1935年，17岁的马可考入国立河南大学，成为一名化学系学生。正如所有初入大学校门的有志青年，马可也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立志学有所成。而一二·九运动爆发，使马可清醒地认识到，在国家危亡之际，坐在书桌前已不再能实现救国宏愿。在群众性的爱国运动中，马可意识到了救亡音乐的重要性，感慨“革命歌曲给我上了革命的第一课”。他开始高声唱着“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走上街头，并向民众传播抗战思想。马可还创办了“怒吼”抗战救亡歌咏队，以歌咏为武器，以期唤起知识青年与民众，呼吁大家用不屈的精神展开战斗。

不久后，“救亡演剧一队”和“救亡演剧二队”来到开封巡演，率领这两个演剧队的正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和贺绿汀。恰巧他们借住在河南大学，马可得以有机会将自己创作的《保卫我们的平津》直接交给冼星海，并获得了认真的修改意见。后来，马可又在冼星海的建议下，从自己创作的几百首作品中遴选出30首，辑为《老百姓战歌》，并邀请冼星海作序，遗憾的是，因为战争形势的变化，这本书未能出版。

与冼星海在开封的这次相遇，对青年马可投身革命音乐事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938年7月，马可作为革命抗战演剧队成员前往武汉开展抗战宣传，再次得到冼星海在音乐上的指导。在日记中，马可亲切地称冼星海为“星师”：“星师来给我们讲话，大家早就期待着他的到来。讲的一部是关于歌咏的概论，一部是关于指挥的基本常识，因为讲得很生动有趣，大家听得很起兴。星师也很高兴，答应下次再来给我们讲作曲。他很急的又赶到别处去指导歌咏班。”随着全面抗战爆发，革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使得冼星海既受鼓舞、又有些焦虑：“我真怕自己渐渐会落后而不大长进。”基于这种考虑，冼星海终于决定：到延安去。

1940年，马可在冼星海的推荐下，随革命抗战演剧队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音乐工作团，并继续跟随冼星海学习作曲。1945年11月，惊悉冼星海去世噩耗的马可，在日记中沉痛地写道：“星师永活在我心中！”并立志“用工作纪念他”，为了革命一定加倍工作。

在延安期间，马可积极开展音乐创作，并深入民间采集民歌、学习传统音乐，印制了《民间音乐研究》的创刊号，还撰写了文章《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歌咏》。这些深入民间的音乐采风，给马可带来了丰富的地方文艺素材和创作灵感，著名民族歌剧《白毛女》中的《北风吹》就是他由河北民歌《小白菜》改编而来。

马可说：“革命歌曲唤醒了我，我要用革命歌曲唤起更多的人。”他在根据地一路随抗战辗转，持续不断地创作。他后来创作的歌曲《南泥湾》《吕梁山大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秧歌剧《夫妻识字》等作品被传唱至全国各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可先后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主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和《人民音乐》杂志主编，他不仅创作出大量的声乐作品和戏剧作品，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也贡献了独到的见解。

阮章竞：成为党的群众工作者

创作出歌剧《赤叶河》、长诗《漳河水》的著名作家、诗人阮章竞，曾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度过了12年的风雨岁月。而促使青年阮章竞走向革命道路的，也是音乐家冼星海。

阮章竞1914年生于广东，和冼星海是同乡。初到上海的两年间，阮章竞仅接触过左翼文艺，靠一些美术设计、广告工作谋生。1936年，阮章竞在上海参加世界语协会歌咏班时，被推荐到专门培养歌咏骨干的立信歌咏班，并在“立信”结识了冼星海、吕骥。正是进入歌咏班、受业于冼星海这一契机，成了阮章竞参与抗战救亡活动、走向革命的转折点。

冼星海很欣赏阮章竞的声音条件，常常请他到自己家里去，亲自教授指挥和演唱。据阮章竞回忆，冼星海在指挥教学方面很讲究方式方法，并不把艺术神秘化——“表现手法朴素无华，轻重高低、强弱急缓，节拍交代清清楚楚”。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引导音乐基础薄弱的学生们在更短的时间内掌握基本指挥手法，因而对于阮章竞“这样毫无音乐基础，又要马上到工人、学生、群众中去开展工作的人来说，是很合适的”。

冼星海在教唱抗日歌曲时，要求学生“要表现出战斗意志、坚强决心和必胜信念”，在艺术风格方面，“要悲壮，要粗犷，要豪迈，要有力量”，“不要有矫揉造作的东西，要朴素，不要花花哨哨”；在乐队指挥方面，“要善于把整个歌咏队，都紧紧地拥抱在怀里，形成一股冲刺的力量。把所有唱歌人的感情、呼声，都在你的指挥中完全表达出来，激动听众”。对于阮章竞而言，冼星海的音乐教学不仅传授了音乐知识和指挥技巧，还传递了一种战斗的热情和走向人民的决心。

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期间，阮章竞正随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流动宣传团在太湖一带活动，惨烈的战争使他坐立难安，他暗下决心：参加八路军。但当时国民党一路溃退，交通停滞、人员流散，阮章竞很难找到投奔八路军的介绍人。1937年10月，阮章竞在炮火与硝烟中奔赴武汉，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最终做出投笔从戎的决定，于是向冼星海寻求帮助。在战时艰难的联络状况下，冼星海克服困难、想办法辗转找到领路人桂涛声，并嘱咐他一定把阮章竞带到八路军队伍处或直奔延安。

1938年5月，在朱瑞的推动下，阮章竞加入第十八集团军晋冀豫边区太行山剧团，在艰难岁月里与太行人民肩并肩、心连心。在师从冼星海学习指挥期间，阮章竞了解到民族传统与民间音乐的重要性。因此，当阮章竞在太行根据地活动时，还充满热情地“到群众中广泛搜集农民语汇、民歌、秧歌、小曲”，并记录了大量的民间语言笔记，这也为他展开新的文艺创作打下深厚的语言基础。在太行山上，阮章竞仍不时收到来自冼星海的作品，《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这些震撼人心的作品，给在残酷的抗战形势中仍坚持战斗的战士们以莫大的精神鼓舞。

阮章竞在太行根据地参与了多次战斗、辗转多地开展文艺演出，还创作戏剧、诗歌，参与土改，撰写了大量的农村工作笔记。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文艺工作者，还真正成了一名党的群众工作者。正如他所说：“我写的诗、话剧、歌剧、散文和小说，探讨和处理的，无一不是和我的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的问题。”阮章竞认为抗战时期对自己的锻造非常重要：“是决定我一生的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它决定我对祖国、对人民、对爱好、对工作和对人生的根本态度。”而他参加革命、开展抗战活动的契机正与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冼星海不仅在歌咏指挥和音乐创作方面为阮章竞提供了诸多教益，还是他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

沿着冼星海的方向，继续歌唱

冼星海组织、推动的歌咏活动，会聚了一大批怀有抗战热情的文艺青年，这些青年沿着冼星海的方向，在残酷的战争岁月里继续不懈地创作，坚韧地战斗。事实上，除了那些从冼星海组织的歌咏队、开办的培训班中走出的文艺工作者，还有很多被冼星海鼓舞和支持过的知识青年。他们或在音乐创作中直接领受到来自冼星海的帮助，或在冼星海的感染下书写战斗的音乐篇章，这些音乐作品既是冼星海救亡音乐精神的延伸，也是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投入战斗生涯的见证。

1937年七七事变后，21岁的青年傅东岱积极开展抗战救亡宣传活动。他在家乡河南新安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等，吸纳成员上百人。就在高鲁加入牺盟会决死队数月后的1938年1月，傅东岱也前往牺盟会，任蒲县牺盟会秘书，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牺盟会期间，傅东岱主要担任宣传教育工作，眼前逐渐展开的血与火的革命生活，不断激发着他的艺术灵感。1939年冬，傅东岱前往延安，他立即被延安的革命氛围所感染，很快就投入到了新一轮的音乐创作中。

就在1940年3月，傅东岱根据牺盟会的革命经历创作出《牺盟大合唱》，并将这份饱含情感的词稿交给了冼星海。冼星海用一天的工夫，就为词稿创作出了节奏铿锵、慷慨激昂的曲谱，这首歌曲马上就随傅东岱传到了山西前线。此后，他们还进行了多次音乐创作上的合作，如《山西农民救国会会歌》《游击小组歌》等。傅东岱虽不幸英年早逝，但他的作品一直激励着后人。

《牺盟大合唱》属规模较大的合唱，虽然在延安鲁艺很受欢迎，但是对于前线部队和群众的习唱与传诵来说，有较大难度。在战争年代，形制较短且基调昂扬的音乐作品更利于抗战宣传与口头传播，比如夏川创作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队歌》就在前线部队、革命青年、群众中广为传唱。

1918年生于河北平山的夏川，自小爱好文艺，十几岁就在平津报刊上发表过抗战宣传题材的新诗。1937年前后，夏川参加了决死队，并在同志的鼓舞下创作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队歌》：

惊醒吧！被压迫的同胞们！

快起来，起来，向前进。

我们要认清国家的危险，

要打倒敌人和汉奸们。

…………

向前！向前！

在战场上，

我们永不退后。

正如很多从歌咏队走上革命之路的青年一样，当时很多青年就是高唱着这首“队歌”来到决死队的。在这首鼓舞人心的战歌里，承载着那些青年的勇猛无畏与战斗决心。歌词通篇以祈使句为主，包含召唤、建议甚至命令等情感层层递进的话语。“惊醒吧！被压迫的同胞们！快起来，起来，向前进。”开篇就是歌唱者对青年的召唤，这种召唤背后带有一种责任感和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迫切感。歌唱者正是已经惊醒了的革命战士，他们借歌曲发出自己的抗战宣言，向广大的爱国青年、受压迫的同胞们发出示警。那么，惊醒之后，又当如何行动？当国家陷于困境，“我们”要勇敢出击、打倒敌人与汉奸。这要求着战斗者要具有为民族而战的英勇精神、不怕牺牲的勇气，以及全身心投入革命的决心。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们”必须以战斗的方式行动起来，在战场上永不后退。

这首歌词配以法国国歌《马赛曲》的曲调，慷慨激奋，饱含着人民群众抗战救国的巨大热情。其实，早在北伐期间，叶挺独立团就曾以军号演奏《马赛曲》鼓舞部队士气，冼星海在法国期间也曾为《马赛曲》的旋律感到振奋。正是这首曲子中包含的革命热情，激发了同样心怀殷切救国之情的青年夏川，他借曲填词，写出一首属于中国革命青年的抗战之歌。

在内忧外患的20世纪30年代，当国家危亡、个人前途晦暗之时，一个个觉醒了的青年纷纷走出家门、走上歌声涌动的街头。看，无数像高鲁、马可、阮章竞、傅东岱、夏川的爱国青年，在祖国陷于危急存亡之际，将胸中奔腾的火焰，借着歌咏怒吼出来，也借着歌咏将抗敌的豪情传出去！他们追随着歌声，一步步走向太行、走向延安、走向前线，在血与火中，奋勇向前，一边战斗、一边歌唱。

当抗战的歌声从历史中传来回响，我们似乎能感受到这样的场景：那些进步的青年，他们在大街上唱、在深山里唱，从城市一路辗转唱到乡村、唱到根据地，从歌咏队员成长为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不仅自己参与战斗，也唤起更多的人投入战斗！他们，就这样勇敢地将自己的青春投入革命与抗战的激流。我们正是活在他们的事业之中，而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作者：刘玉静，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