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完春晚，我们会成为有钱人吗？”
“外卖诗人”王计兵，最近因一篇袒露心声的散文再度引发关注。他讲述了自己因诗歌创作被媒体追逐，一本本推出原创诗集后，原本是家庭“主心骨”的爱人，情绪有了起伏。在登上2024年春晚后，他们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亲友们也纷纷探询：“你们发财了吧？”
这让王计兵很感慨：当整个社会都在狂奔时，人们总以为搞文学要么是为了出名，要么是为了赚钱。这似乎也无可指摘。但生活里理应还有一点别的东西。他的这番内心感悟，给当代人带来了深刻启示：文学艺术究竟能为个体生命赋予怎样的价值？
《爱人问王计兵：成名之后，你会变心吗？》 文艺带不来豪宅名车，却给了人们那股“撑住”自己的精神。王计兵说，相比“外卖诗人”的标签，自己更喜欢“文化爱好者”这个称呼，“大家记住了一个一面送外卖一面写诗的人，却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写作历程已长达37年。”自19岁起辗转从事建筑工、捞沙工、废品回收等职业，成为外卖员后在送餐间隙持续记录灵感、写下诗歌，王计兵说诗一直是自己命里的“一颗糖”，诗歌为他的热爱与执着找到具象表达。
青年作家邓安庆同样是一名草根创作者，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笨学生”，他为了生存“一路折腾”，面对生活的压力，几行字句就是透气的窗口。直到2011年，他在网上发的一些文章被出版公司的编辑看到，出版了第一本书《纸上王国》，改变了生活和命运。对他的经历和文字，有读者不以为然：“文学坑害了贫穷家庭的孩子。经济上的贫穷决定了他们没时间深度思考、视野不够开阔”，还认为比起喜好文学，有一份稳定的经济来源更重要。邓安庆以自身经历诚挚回应：“文学养活了我，也是我可以依靠的支柱——不是害我，而是救我。”倘若仔细去看，个人的遭际和文学选择并无多大关系，反而是文学的陪伴和守护会帮助一个人熬过那些艰难时刻——有时候人需要的并不是多少物质、多少解决方案，仅是需要被唤醒希望，被点燃对生命的热情。
“沂蒙二姐”吕玉霞 “从前你低看了文学，现在你又高看了它”。对于“文学致富论”，王计兵清醒的认识，点破了商业社会中某种功利化的精神困境。当下社会有两种极端：要么神话文学的“点金术”，要么贬低为无用摆设，文艺仿佛变成了资产负债表，“也就那么回事儿”。
把文学当成名利的跳板，却忘了它本是暗夜中亮起的萤火：一段熟悉的旋律、几行突然想起的诗句，在生存压力与精神追求之间建构诗意栖居，形成对生命的恒久滋养。《儒林外史》里有个动人的场景：金陵名士杜慎卿看见两个挑粪工卸了空桶，商量着去雨花台赏落日，脱口而出的那句“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成为形容南京城市品格最有名的话语，三百年后仍令人动容。或许这样的精神之美，能给我们以启示，劳碌、平凡的生活里也有短暂休憩，也有审美爱好、精神追求，如同吃饭喝水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王计兵的诗集没有让他暴富，却让千万个同样奔波劳碌的普通人懂得“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生活中，并不缺乏这样美丽的时刻——在医院、商场等公共场合，行色匆匆的外卖员停留片刻，坐在公用钢琴前弹曲子，让经过的路人忘了赶路。两年多来，“沂蒙二姐”吕玉霞在田埂地头、柴米油盐的寻常日子里写下长长诗行，学习用镜头记录农民的辛苦，也定格农民的善良、勤劳、勇敢、笃定。既不相信文学能点石成金，也不认为打工就必须活得灰头土脸，劳动者把谋生的疲惫，变成审美的从容，呈现当代美育对打破等级秩序的追求，重塑社会对劳动价值的认知维度。正如王计兵所认识到的，自己之所以被注意，不是因为非凡，更多的是因为普通——对文学本质的坚守，无需逃离生活本身；艺术并非高不可攀，它在每个普通人停下脚步看云的时刻闪闪发亮。最好的结果莫过于此，无关职业或阶层，让每个人在生活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颗糖”。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吴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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