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 AA制的本土起源

0次浏览发布时间：2025-04-27 03:15:00

1933年2月7日，杨锺羲、尹炎武在谭瑑青宅宴请伯希和、柯劭忞。陈垣、陈寅恪、陶兰泉、孟森、朱叔琦等作陪。

AA制，众所周知是从西洋来的，据说最早源于荷兰人，后来英国人也接受了，进而传播到全世界。《辞海》解释为英文“All apart”的缩写，实际上并无文献支持，故亦有人谓系港式表述，具体起源一时颇难细究。无论如何，既以“AA”为名，无疑是舶来品。

但实际上，AA制——准确点说，AA制式的聚餐习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本是存在的。关于这个问题，此前尧育飞先生就曾指出：“AA聚餐制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国粹，改革开放后AA聚餐貌似为新风潮，实不过是恢复‘被遗忘的传统’而已。只可惜这次传统的恢复，所移植的乃是洋人习俗。”（尧育飞《被遮蔽的食世界：一位民国邮政司长日记的饮食解读》，“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3年11月9日）

不过，尧先生的意见，大体基于晚清以来士人的宴集风气，作为依据的年代还嫌太晚。以下仅就我所知见，列举中国文献中的若干事例，来说明这个习惯的源远流长。

一、聚钱而饮

《礼记·礼器》里有这样几句：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礼其犹醵与？”

注意，在上古，“尸”字并不指尸体，而是指代替死去的先祖接受祭祀的活人。这一段话，是讲夏、商、周在祭祀先人时，在有关“尸”的礼仪细节上各有差别。“旅酬”，指互相敬酒，曾子的话，就是针对“周旅酬六尸”这一句话来说的。曾子当春秋末年，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半叶，离周朝的黄金时代已远。他的意思是：周的“旅酬”，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醵”吧？

那么，曾子时代的“醵”，又是什么意思呢？许慎《说文解字》云：

醵，会饮酒也。

也就是一起喝酒的意思。但稍后于许慎的大注疏家郑玄却有不同的解释，他在《礼记》上面那段话的注里说：

合钱饮酒为醵，旅酬相酌似之也。

唐代孔颖达在《礼记》的疏里也完全继承了郑玄的看法，且说得更为详细：

醵，敛钱共饮酒也。凡相敌敛钱饮酒，必非忘怀之酌，得而遽饮，必令平遍不偏，颇与周礼次序旅酬相似也。

郑玄说的“合钱饮酒”，孔颖达说的“相敌敛钱饮酒”，都是凑钱喝酒的意思——“相敌”，不是指相互为敌，而是指彼此相当。也就是说，郑、孔都认为，曾子所说的“醵”，就是大家凑钱喝酒的意思。

按：检《故训汇纂》，可知辞书确实多将“醵”解释为“合钱饮酒”，但辞例皆在郑玄之后，而没有比郑玄更早的古训（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见第2350页）。同时，考虑到更早的许慎在解释“醵”时并没有“合钱”之语，显然与郑玄不同，那么郑玄的解释就不能说是古训了。因此，我认为，郑玄应是以自己时代的经验来阐释了曾子时代的“醵”，有想当然的成分，未必可靠。也就是说，“醵”指大家一起喝酒自无问题，但是不是指大家凑钱，从古训来说就无从证明了。至于周代的“旅酬”是不是大家凑钱，就更是茫昧难考，只好存疑。

不过，郑、孔的注疏虽说是以“今”证“古”，并不足以证明“古”的风俗，但却反映了“今”的风俗。郑、孔虽无法证明曾子的时代大家喝酒已有凑钱的惯例，但从他们的注疏，我们却足以判断：郑玄的时代，孔颖达的时代，无疑是有“合钱饮酒”“相敌敛钱饮酒”之类习惯的。因此，可以确定地说，至少从东汉开始，大家凑钱喝酒的习惯就已存在了。

关于唐代凑钱吃喝的惯例，也有其他的例证。

唐代卢氏《逸史》有一则关于吹笛名家李謩的故事，开头说：

謩，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宴，以观其妙。时州客举进士者十人，皆有资业，乃醵二千文同会镜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风韵，尤敬人神。以费多人少，遂相约各召一客。会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记得，不遑他请。其邻居独孤生者，年老，久处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数间，尝呼为“独孤丈”。至是遂以应命。……（见《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

李謩到越州（今绍兴）的时候，当地很多人请他去表演，有一次，是十位考中进士的人凑钱组局，借机请他到场，以见识其风采。“乃醵二千文同会镜湖”，这里的“醵”，用的正是郑玄、孔颖达“合钱饮酒”“相敌敛钱饮酒”之义，“醵二千文”，好像是指每人出两千钱。这批进士都是富家子弟，合资请客的钱尚有宽裕，于是就让每位另约一人参加；其中有一位忘了约人，就临时请自己的邻居到场，这就引出了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独孤生”——他可谓唐代音乐史上的扫地僧了。

“独孤生”的情节很是引人入胜，但超出本文的范围，只好“割爱”。我们只要看这个故事的开头，从应届进士凑钱聚餐这一细节，就足以说明，唐代确实是有“相敌敛钱饮酒”这种风气的。

事实上，由于郑注、孔疏的巨大影响力，大约在唐代之后，包含“醵”字的词组，就每每用来指凑钱饮食了。仅据《汉语大词典》，大约就有以下词目：

醵率唐李商隐《杂纂》卷上：“穷汉醵率。”宋苏舜钦《上集贤文相书》：“此会以常年醵率，吏人燕集非类，某思之以为非便。”

醵钱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每岁乾元节醵钱饭僧、进香，合以祝圣寿，谓之香钱。”《宋史·选举志一》：“醵钱为游宴之资，谓之酺。”

醵敛明岳元声《方言据》卷下：“敛钱聚饮，谓之醵敛。”

扛醵明戴冠《濯缨亭笔记》：“谓舆人出钱置酒曰扛醵。”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六：“合出钱饮酒曰扛醵。”

醵分清杨宾《柳边纪略》卷三：“居人择最多处，设帐房或棚子，醵分载酒，男女各为群，争采食之。”

醵饯清梁章钜《归田琐记》：“及解官归田，众门生醵饯之，谓将供一日醉饱也。”

接下来，再看看元代的例子。活跃于元初的著名文臣王恽有一篇《褉约》：

四序节气，春极和，而季月为之盛，故古人因三日盛时而为元巳之节，然鲜克与己相会。今岁兹辰，适值癸巳，又一盛也。用是约二三知友，宴集林氏花圃，所有事宜，略具真率。旧例各人备酒一壶，花一握，楮币若干，细柳圈一，春服以色衣为上，其余所需，尽约圃主供具。秉蕳续咏，辨追洧水欢游；褉饮赋诗，修复兰亭故事。（见《王恽全集汇校》，杨亮、钟彦飞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七册第2988页）

这是一篇约朋友雅聚的小启，地点在“林氏花圃”，各种器用，都由花圃的主人供给。但对参与者也有一些要求：“旧例各人备酒一壶，花一握，楮币若干……”也就是每人都要出钱出物。而且，王恽特意指出这是“旧例”，可见凑钱聚会，在当时的士大夫之间并非特例，而是惯例了。

王恽所述，是士大夫阶级的事，但寻常百姓也有同样的“旧例”。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一“煖屋”条有云：

今之入宅与迁居者，邻里醵金治具，过主人饮，谓之曰煖屋，或曰煖房。

这是说，当时“社区”风气甚佳，凡遇到有乔迁来的新住户，“邻里醵金治具，过主人饮”，就是邻居们一起凑钱，到新住户家“嗨皮”（happy）一下，以增进邻里情谊。在性质上，这跟王恽的“褉约”不也是大同小异的吗？

据谭伯牛《吃梦》一文（见《盛世偏多文字狱》，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晚清士林也有此类风习，以清人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十所载最为仔细：

都中值乡、会两试放榜以前，诸同人相约酣饮酒楼，不携杖头钱。座中有获隽者（按：指中式者），即推为东道主而取偿焉，谓之吃梦。又必举一局外者为酒监，呼曰梦神。梦神无解囊虑，咸乐为之。然一座俱落孙山外，则众各分摊，虽梦神不得免焉。

这大致是说，凡乡、会试举行之前，在京城的士人往往可以吃白食，并推举一位不参加考试者监督此事，当时酒楼一般都可赊账，故可等到放榜后，由中式者埋单。不过，若席上无一人中式，则“众各分摊”，即当日全体食客都要分摊费用，包括监督者在内。

谭祖任致陈垣论鱼翅会及书画收藏的信札十六通。

二、鱼翅会

到了民国，离我们时代并不算太遥远的年代，留下的文献数量更多，凑钱聚餐的自然也不乏其例。

身为岭南名士谭莹、谭宗浚之后，谭祖任（字瑑青）在北京城开创了“谭家菜”，自民国以来始终声名不坠。不难想象，他的朋友圈一定有很多广东人，特别是广东的名士——这里面包括了史学大家陈垣。他写给陈垣的信，至今所存的就有二十四封，其中第三封信是这样的：

久违清诲，曷胜驰仰。傅沅叔、沈羹梅诸君发起鱼翅会，每月一次，在敝寓举行。尚缺会员一人，羹梅谓我公已允入会，弟未敢深信，用特专函奉商，是否已得同意，即乞迅赐示复。会员名单及会中简章另纸抄上，请察阅。

所附“会员名单及会中简章”如下：

杨荫北，曹理斋，傅沅叔，沈羹梅，张庾楼，涂子厚，周养庵，张重威，袁理生，赵元方，谭瑑青。定每月中旬第一次星期三举行。会费每次四元，不到亦要交款（派代表者听[之？]）。以齿序轮流值会（所有通知及收款，均由值会办理）。（以上见《陈垣来往书信集》，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9页）

谭祖任写这封信，意在请陈垣确定，他是不是要参加在谭宅举行的“鱼翅会”——也就是来吃“谭家菜”。附件列出的会员名单共十一人，加上陈垣，则这个“鱼翅会”共十二人，正好凑齐一桌。按吃“谭家菜”的惯例，谭氏以主人身份参与，餐费则由其他十一人合资，每次每位四元。这个“鱼翅会”的规矩，等于是凑钱聚餐，跟王恽时代实大同小异，只不过还要预先约定日期和费用，在“制度”上更为严格而已。

谭祖任此信没有署年份，估计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在后来写给陈垣的信中，他提到过“星三翅集”“星三会”，显然就是指这个“鱼翅会”的聚餐活动。其中后一封信写于1936年5月，可见这个凑钱的雅聚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像“鱼翅会”这样的聚餐“制度”，在民国时，绝不是“谭家菜”特有的。比如辛亥革命之后，各地的旧官僚旧名士多流寓上海，在那里组建过不少诗社，其中有个“五角会”，后来又称“十角会”“一元会”，顾名思义，与会者想必也是凑钱消费的（此据潘静如《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与命运：清遗民文学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56页）。又如在抗战期间，长沙的士绅有一个“同人饮食”团体，参与者十人左右，“各醵资二元”，以十次聚会为一期，共举行了两期（此据尧育飞《被遮蔽的食世界：一位民国邮政司长日记的饮食解读》）。

汪曾祺也回忆过一个抗战时他在昆明所闻见的例子：

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曲社，定期举行“同期”。参加拍曲的有陶重华（光）、张宗和、孙凤竹、崔芝兰、沈有鼎、吴征镒诸先生，还有一位在民航公司供职的许茹香老先生。“同期”后多半要聚一次餐。所谓“聚餐”，是到翠湖边一家小铺去吃一顿馅儿饼，费用公摊。不到吃完，账已经算得一清二楚，谁该多少钱。……（《食道旧寻——〈学人谈吃〉序》）

当时通货膨胀严重，拿“固定工资”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经济上皆捉襟见肘，“费用公摊”自然是理所当然了。

三、被遗忘的传统

由以上所举的例证，我想已足以说明，至少从东汉开始，就已形成了凑钱聚餐的习惯。而且，这种习惯不限于一时一地，也不限于高消费群体，可说是全国性的风气了。事实上，AA制，费用均摊，并不算是太有“技术含量”的机制，别人会发明，我们也会发明，“重复发明”是不足为奇的。

那么，既然中国人早就有了自己的AA制，而且通行全国，为什么竟然会遗忘殆尽，以至于我们要重新接受外来的“启蒙”呢？我想，这应当跟1949年之后的经济社会状况有关：在那几十年里，饮食长期处于低标准，“吃饱饭”成了最高目标；同时，饮食模式也“退化”到集体本位和家庭本位，大家都少有到外面餐厅消费的机会。在没有聚餐的处境里，又谈什么AA制呢？

英国著名史家霍布斯鲍姆有一本《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指出了一个“通例”：很多我们视之为“传统”的事物，其实是相当晚近才“发明”出来的。“传统的发明”现象，自然是存在的，但与之相反的现象同样存在，而且可能更为普遍：很多我们视之为“新潮”的事物，其实过去早就存在过了，只不过后来被我们放弃、遗忘掉而已——这是一种跟“传统的发明”相反的“通例”，不妨称之为“传统的遗忘”吧。

本土AA制的消亡，正是一种典型的“传统的遗忘”。一两千年的“传统”，用几十年的时间也足够“遗忘”了！

还需要说明一下，在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里，集体合资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古人凡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尤其是远洋贸易之类高风险的商业活动，往往就采取集体合资的模式，当时称为“合伙”；次之者，小范围的交易活动，包括长期性的小圈子消费，比如看戏、建造园林（包括种花）、买古董（包括拓碑、买卖书画）、印书，也通行集体合资，过去通称“凑份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众筹”。AA制式的聚餐，属于临时性、短期性的小圈子消费，但从资本来源的角度看，其性质跟“合伙”或“凑份子”也是相通的，不妨视为一种微型的“合伙”或“凑份子”吧。不过，AA制仍有一个超出了“合伙”和“凑份子”的特色，就是均等——AA制是平均分摊费用，但“合伙”和“凑份子”却未必。

四、劳边使者的吃喝问题

最后，还要附带讨论一个有关联的专门问题。

在准备写这个题目之前，我搜索了一下，看有没有人讨论过“AA制起源于本土”这样的问题，结果发现：果然有不少帖子，包括来自专业机关的帖子，认为古代中国早就有了AA制，而其具体的史实根据，都指向了西汉末年的一组汉简。

这组汉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出土于甘肃肩水金关遗址（在今酒泉市金塔县），整理者命名为《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共计竹简九枚，保存完整。其释文如下：

·劳边使者过界中费

梁米八斗直百六十

即米三石直四百五十

羊二直五百

酒二石直二百八十

盐豉各二斗直卅

荠将薑直五十

·往来过费凡直千四百七

·肩水见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

□年□元平元年十二月（见李洪财《肩水金关汉简校释》，中华书局2024年版，上册第297－299页；另参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130页）。

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一级文物，1973年肩水金关遗址出土。全册9简，编绳两道，完好无缺。每简长23厘米，宽1厘米。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

这组汉简写于西汉宣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其内容即“劳边使者过界中费”的清单，也就是招待使者过境的费用清单。清单最后统计了费用的总价，而最特别的是“肩水见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这两句。正是根据这两句，那些帖子认为，这份记录是关塞守兵集资招待使者的费用：各项食料的费用总价为1470，由27位守兵平均分摊，1470÷27≈54.4，这就是“肩水见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的意思。按这种说法，这等于是强迫守兵分摊了招待使者的费用，谓之AA制，好像也说得过去。若此说成立，这确实可算目前所知中国历史上有关AA制的最早记录了。

不过，对于这一看法，我并没有检索到真正的专业论著，可能只是来自非正式的场合，本不足以视为定论。事实上，我觉得这一看法有违常理，是很可怀疑的。

我觉得有这样几个疑点：第一，来自“中央”的使者到边疆出差，必有“公费”支出，让守兵合资招待，完全不合情理，也肯定违反了正常的行政制度；第二，简文明明说是“劳边使者”，既然是“劳边”，是慰问边疆官兵，应该在物质上有所表示才成其为慰问，而不是相反，让边疆官兵来慰问使者；第三，大凡汉简的记录，皆有关“公务”，是用来“存档”以备上级查核的，若是让守兵私人合资请客，则不属于“公费支出”，在行政上也是违规行为，根本没有记录在案的道理。

不妨合理想象一下，在那么偏僻的边塞，使者是不是“亲自”到达那里，实在是一个问题；即便使者“亲自”到达了边塞，在条件那么差的地方，是不是真的需要守兵招待，又是一个问题。因此，从行政的“逻辑”来说，我认为合理的解释是：这个所谓“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并不是真的用来招待使者吃喝的，很可能只是以招待使者的名义，向上级申请到这笔经费，用来发给守兵作“福利”的。也就是说，“肩水见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这两句话，不是指守兵共同支付了一笔用来招待使者的款项，而是相反，是指守兵均分了一笔名义上用来招待使者的款项。只有这么理解，才符合使者“劳边”之义；也只有这么理解，这份“文件”的存在才符合行政的“逻辑”。因为，既然是给守兵分发名义上的“劳边使者过界中费”，那就属于“公费支出”范畴，当然要郑重地记录在案，以备向上级“汇报”了。

总之，肩水金关所见的汉简《劳边使者过境中费》，我以为尚不足以视为AA制存在的证据，兹附论于此。

胡文辉

责编刘小磊